二分法c语言(方延明 - 二分法意义下的传播理性研究)

把“传播价值”作为研究媒介传播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有助于揭示人类传播的最根本性目的。人们的创造性认知和知识获得,都是基于传播,是一个在知与不知的运动过程中,通过主 体对客观的渐进式认知和理解形成的,贯穿于主客体矛盾运动的全过程。

传播价值是媒介传播的核心问题,是对传播的哲学反思。让·皮亚杰说过,“目的性概念 关系到全部人文学科,因为几乎没有哪一个人的行为不含有意愿。”2我们说的传播价值是媒 介传播的全过程价值,是将整个传播过程看成具有一定目标方向、力量大小和价值诉求的矢量 序列。因此,对传播本源、传播内容、传播样态、传播价值和传播效果等,都必须深入到传与受的实践过程中去见微知著。

传播价值由它的社会价值和自我价值组成,社会价值基于受众影响和受众需求。马克思 在 1842 年《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中就说过,人们读报是要“到报纸上去寻 找当代的精神、时代的精神。”3媒介自我价值是它的社会认可,既属于媒介自身,也属于社会 资源,为社会大众所共享。这样一种价值不是孤芳自赏,是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兼得,传与受 的和谐统一,是主体传播与客体受众的主客体统一。诚然,不管媒介的社会价值还是媒介的自 我价值,它们都是相对的、累加的和流动的。

媒介传播的内在价值,底色是媒介品格。近一百年来,欧美学界、业界在这方面的著述相对较多且内容丰富 ,以马丁 · 沃克 《 报纸的力量 》 、利昂· 纳尔逊 · 弗林特《 报纸的良知 》 和韦尔伯·斯拉姆的《报刊的四种理论》影响最大。

对媒体来说,外在价值和内在价值是一个整体,内在价值是他的能力、理念、潜质和媒体品格。外在价值是媒介内在品格的外化,是主观化了的内在,内在有一个强大的外在现实语境支持。外在价值和内在价值制约共享、相辅相成。外在价值是他律的,公开的和透明的。这样一 种媒介价值的公开和透明,不论对主体还是客体都具有极大的挑战性。

任何一个成长中的媒体,都面临多种选择,时刻处于一系列价值判断和审视之中。但是,真正可供媒介作出重大抉择的机遇在有限时间内并不多见。因此,必须关注研究价值判断的 一般规律,才能不断从“旧我”中产生“新我”,实现超越。价值判断受一系列内外因素和条件 制约,大多时候并不是由媒体自行决定的。媒介价值的实践和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由全部社会领域所决定。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说明社会关系对个人 行为的名言:“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4何况,处于社会意识形态 前沿阵地的媒体,更是社会关系的复杂产物。媒介的内在价值只能通过传播行为将内在价值 对象化、物象化,形成外在价值。这个转化过程,通常是主动的、积极的,实现了外在价值和内在价值的有机统一。

关于传播的社会价值和外在价值,始终体现着主体客体之间的间性关系。马克思在《评 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笔记中有一句话:“‘价值’这个普通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 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5他又着重说明了使用价值,“一个物可以有用,而 且是人类劳动产品,但不是商品。谁用自己的产品来满足自己的需要,他生产的就只是使用价 值,而不是商品。要生产商品,他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为别人生产使用价值,即生产社 会的使用价值。”6对媒介传播,不仅要看它用自己的产品来满足自己价值诉求的需要,还要看 它是否为别人生产了使用价值,满足大众和社会需要,这些都与它的媒介立场和品格密不可 分。媒介品格完整呈现它的政治立场、文化格调和职业操守。媒介作为大众传媒的社会存在 物,是一定社会关系中的责任主体,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社会个体,而是责任主体。多里斯·A.格拉博尔在为 W·兰斯·班尼特《新闻:政治的幻象》写的序言中曾指出,“传媒是各个政治群体的粘合剂 。” 7因此 , 从这个意义上讲 , 媒介是它自己 , 但又不完全是它自己 , 它是共性与个性、他律与自律、主体与客体的有机统一体,是异化了的本体,实现了诸多相对关系的协调统 一,比如:自觉与自发的关系问题。自有传播以来,包括媒介和个人,总是既有自觉又有自发。自发表现的是一种散漫、间断、不连续的行为。而自觉则是有明确目的,连贯的、持续的,一以贯之的。不管自觉与自发的初衷如何,它们共同的思想基础都有一种张扬而为的主动性和能 动性,这是难能可贵的。切斯特·S. 洛德在其漫长的职业生涯中,拥有运用报纸影响力的丰富 经验,他曾这样描述报纸给主编带来的快感和由此呈现出的自觉与自发:

全球的重大事件都在他每日的评述中过去。他的精神视野可以俯瞰人类的思想领 域,提供令人高兴的题材,供人们思考、研究和探索。他可以谦逊、不自负地享受恰到好处的影响带来的快意,会因对影响公众舆论负有责任而感到高兴,可能会因努力帮助他的同 类提高自我而感到骄傲。还有比这更好的报偿吗?

他可以击败总统、推翻内阁、羞辱参议员和打击罪恶及迷信。没有什么国务、科学、社 会或宗教的问题是他不能碰的......报纸主编向成千上万的人传递信息,而且为能传递得 好而感到额外满意。在每一次政治骚动中都插一脚是非常有乐趣的一件事。确实,尽管 有的职业更重要,更需承担责任,更有尊严,但没有一种比报纸更有趣。8

人是由人的认识活动去思考和研究的对象。因此,他既是研究主体又是被研究的客体。所有传播都是一种介质接触的演绎过程,是通过真实的时空接触、广延性组织,基于人们清晰观念的我思故我在的一种境界。这样一种媒介和媒介人的自觉与自发,淋漓尽致地彰显了报纸的灵魂与品格,人即报纸,报纸即人,风格即其人。

媒介与环境的问题。人是社会的动物,人被置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之中。约翰·杜海姆 · 彼得斯在他的《 奇云 :媒介即存有 》 中提出 “ 自然环境即媒介 ” ,9这与媒介环境学倡导 的“媒介即环境”大相径庭。显然,这不是一个随性的“媒介”与“环境”先后次序颠倒的问题。“媒介即环境”,说到底是彰显了技术支持的本体意义,技术决定一切,它和“媒介即信息”是一个语境,是工具理性意义下的媒介本体论。而彼得斯的“自然环境即媒介”,突出的则是媒介环境的本然性,是自然本位,环境本位,生存本位。人与自然的一体,归根到底是人的本位。尤西·帕瑞卡的《昆虫媒介》与约翰·杜海姆·彼得斯里的“环境即媒介”有异曲同工之妙。尤西·帕瑞卡把媒介变成一种物质的活动域,昆虫是媒介,它诠释了一种可感知、有强度的集合体,而这个集合体有一套完整的系统和结构,融媒介、传播、文化、场域为一体。在这样一种语境下,人是媒介,媒介是人,人不仅是工具理性的主体,也是本能和职能的统一体。

共时态与异时态的关系,这是传播理念与传播实践的时空概念和实践问题。人们的理论思维包含了对传播规律的探索,但在对未知事物的预见性方面,更多只能着眼于当下的社会实 践,知往鉴今。从这个意义上讲,任何成熟的理论都是对过往实践的总结,借鉴性大于指导性。大众媒介作为传播信息的平台和公共区域,不同媒体传播的共时态与异时态是一种常态。弗雷德·牛顿·斯科特为底特律新闻大厦的题词,字里行间沁润着他对理想报纸的无限期待和 美好:

公众思想的镜子;公众意图的解释者;公众良心的拷问者。所有人情味的反映者;所有正义事业的朋友;所有慷慨行为的鼓励者。智者;无知和偏见的驱除者;照遍黑暗角落的一束亮光。公民福利和自豪感的推进者;促进公民联合;民权的保护者。鞭挞作恶者;揭穿隐秘的邪恶;特权和腐败的无情敌人。底层和被迫害者的声音;无助之人的支持者;公共和私人错误的纠正者。行动的历史记录;谣言和意见的筛子;使人们获得自由真理的传道者。新事物的报道者;旧事物和尝试过的事物的记录者;即将来临的事物的报信者。公民自由的捍卫者;忠诚的增强者;民主政府的支柱。家庭的建设者;社区精神的营养师;普通人的艺术、文学和科学。10

在这里面,涉及公众思想的镜子、智者、公民福利和自豪感的推进者、行动的历史记录、普通人的艺术、文学和科学等三十多项内容,至今读来依然酣畅淋漓。作为一种期冀,这无疑是 美好的,但媒介实践总是步履维艰的,它不可能停留在思想籍以抽象的状态,在那里止步不前。媒体永远在路上,它是变动的、它是活跃的、它是与时俱进的。

因此,在大众媒介面前,不管是政府、政治家或者普通受众,他们面临的是眼下每时每刻所我者昌,逆我者亡。对众多媒介而言,虽然同处一个时代,看起来他们之间应该是同时态的,但 本质上它们却总是争先恐后,各具特色,别样的,异质的。

传播的魅力,就是把传与受按归纳和演绎的形式组织在一起,展现它们之间优美而晓畅的 流动形式和逻辑关系。实践固然需要理论,但理论却永远无法完全规范实践。思想总是可以 形成概念和体系的,但实践却永远无法概念化、体系化,正所谓实践之树常青。

传播学作为人文学科中最年轻最活跃的学科之一,它的客体及其研究的内容、它的概念解 释与新技术理论、它派生出的学科与认知客体之间的关系,它所体现出的逻辑结构和辩证方 法,都充分体现了二分法意义下人们的交往、沉思和预见,演绎出人类传播的生动画面。纳客观性与主观性于一体的主体主观意志,指导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体现了物质性、能动性、社会 性等价值诉求。传播主体意志是自主意识,通过媒介内化去完成,彰显了媒介传播在物化过程中的有机统一。媒介传播的主体意志要在不断扬弃中参与传播实践的全过程,把握评价客体 的现象和本质,确定主客体之间的价值关系。所有传播都是主体为满足自身需要而展开的活动,而所有“需要”又都是主体等待的满足。

马克斯·韦伯的价值观所强调的重点不是价值和意义的创设是否合理,而是要看行为者的价值标准是否符合,手段是否合理,在对目的、手段、关系作出客观评估时,是否有一个最短和最优化的实践途径,且有益于目的实现。自从人类有了第一步行走,传播就与全部人类活动相伴而行,并以其 “价值理性 ” 与 “工具理性 ” 的不断博弈交互共享,形成一种持续不断的利益链条和价值诉求,徜徉于人类历史长河中。

人们对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是主观目的,客体反映主观目的,重要的是把需要的满足和目的的实现作为传播实践的重要内容。马克思说过:“是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的的活动,是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占有自然物。”11

传播作为人的社会实践活动,一直伴随人类社会进步的全过程,传播规律的客观性、主观性与传播实践中的主客观关系不同,客观性规律是大规律大道理,实践传播中的规律是小规律小道理,是工具理性的顺势而为。讨论传播规律不能游离于主体意志,库利在《传播的意义》一文中表述,“传播在这里指的是一种机制,经由它,人类的关系得以存在和发展———它是人类心灵的所有象征及其在空间和时间上传递和保存这些象征的手段......所有这些综合起来形 成一个与人类思维有机体相一致的复杂有机整体;而人类心智的所有发展最终也存在于此。我们愈是细加审视这一机制,它与人类心灵的关系也就显得愈加紧密,因此,没有比通过传播 来理解人类心灵更好的途径。”12主体对客体传播的全过程,实现了主体对客体传播过程中的自我完善,即主体的客体化。主体把客体占为己有的过程,实际上是客体对主体的改造完成,亦即客体实现了主体化。传播主体的价值诉求,使得“人与传播”“传播与人”“事实与传播”“社会与传播”呈现一种主体间性的鲜明特点。媒介传播在这一外化过程中,既扬弃了外部世界的客观性,又彰显了主体意志的主观性。

就媒体本性而言,它追求自由公正客观,职业使然。但在实际生活中,这种职业使然大都是带 着镣铐的舞蹈,有时甚至面临牢狱之灾。1936 年,《朝日新闻》曾反对日本对中国的野心,在一次流产的军事政变中,一千多名军队士兵用机关枪把报馆包围起来,要求主编出来讲话。1943年 1 月,一位《朝日新闻》的前主编、政治家中野,因在元旦当天发表了一个《宾客专栏》,报纸 被下令停刊一天。13

对媒介传播,主体性与主观性不一样。一般讲,主体性是赋能整个相关联的媒体,而媒体在实践活动中则是作为物的因素介入其中。主观性对传者而言,媒体是传播的物质主体,具有很强的依附性,它依社会发展而发展,无法任意选择。

规律是事物发展所固有的东西,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列宁称之为“规律是现象中巩固 的(保存着的)东西。”14这样一种固有的东西往往具备几个重要特征:一是它的可重复性,确认 它不是偶然现象,在一定条件下具有一一对应的变换关系或者说概率性重复特性,只要它具有重复性,就有某种规律可循。因此,规律研究要揭示异质事物可重复性的内在机理和外部因 素。可重复性是规律的基本属性,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偶然反映必然”或者“必然支配偶然”等 许多现象,这些都是其概然性规律。

社会规律关照下的主客体与主客观之间,大多时候呈一种外化的时序关系。这样一种关系,表现为主体主观意志在本质上既反映客观现实又反映自身需要,主观意志在客观现实的外化中实现了扬弃。

当下,媒介场域在议程设置、传播通道、受众效果等多方面,为主体提供了融媒体大数据背景下由多种现实可能集约的空间,在这一空间中谁有可能被选择被传播被接受,则取决于媒体的自觉活动。一般而言,主体面对的可能性空间包含在一个不可能性和必然性共有的开放区间,其中既有合规律的分空间,也有不太合规律的分空间,共同为主体提供了在可能性空间的多种目标选择。

作为媒介理念的应有之义,媒介品格完美呈现媒介特质与理念,许多世界名报的理念与操守,已经铸就成一块块碑铭。诸如:

《泰晤士报》:“独立地、客观地报道事实”,“报道发展中的历史。”

《华尔街日报》:“独立办报”“正确使用真理”,“不为广告或任何投机、宣传的利益控 制”,“报纸的第一使命是说明真相。”

《纽约时报》:“本报不会污染早餐桌布”,“所有适于刊印的新闻”,“只要保持优越的 新闻品质,关切读者的需要,配合良好的经营,必能获得好的结果。”《纽约时报》曾在一篇 述评中说:“当一份很有份量的报纸说谎的时候,它就毒化了我们生存的这个社会,报纸 的每则新闻也都引起了人们的怀疑。”15

品格既不是放荡不羁 ,也不是无政府主义 ,是一种大我和 自 律 ,《 堪 萨 斯 城 新 闻 报 》 和 《 堪 萨斯城邮报》对新闻自由的理解是这样的:滥用权力的报纸和任何其他形式的专制一样恶劣;新闻自由得到宪法的保障 ,但新闻自由并不意味着报纸获得了 ( 任意妄为的 ) 许可证 ; 它不意味着获得了歪曲事实的许可证;它不意味着获得了刊登误导性标题的许可证;它不意味着获得 了给公民编黑名单的许可证;它不意味着获得了谋杀个性的许可证;它不意味着获得了攫取政 治权力的许可证;它不意味着获得了为私利操纵公共项目的许可证;它不意味着可以肆无忌惮地欺侮广告商、试图建立或搞垮某个组织,或出于个人原因,从社会、政治或商业角度毁掉任何个人。16

无论东西方还是海内外,过去或者现在,追求媒介品格和传媒精神,都是负责任媒体的本性使然。

弗林特曾说过:新闻记者在“国外是大使,在国内是个政治家。”17报人普利策把做新闻与 法律界和医疗界看成一样,都是一种职业,是最伟大的智力行业之一。对于新闻的准确性,他 有如下经典论述:你无法了解我花了多大代价力图保证《纽约世界报》高水平的准确性———钱财、时间、头脑、赞扬、指责,还有坚持不断的谨慎......你必须做更多的努力,你必须让所有和报 纸相关的人———主编、本埠记者、外驻记者、改写员、校对员都坚信准确之于报纸正如贞操之于 女子。18

现代《纽约时报》的创办人阿道夫·奥克斯曾经说:“读我报纸的人永远不会有个意外的 感觉。”19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全球性的重要政治事件不是在一夜之间就在世界上发生的,它必 然存在着社会、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诸多先兆。对此,一个勤勉优秀的新闻工作者,应当能够 明察秋毫,观察并作出切实评价。这样,即使在闪电般的军事政变或更多不确定的世界突发事 件面前,你才能有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胆识和魄力,言他人之未言。而你的作品才 不至于成为明日黄花,而是为时间证明的历史留痕。

《威奇塔灯塔报》发行人亨利·J. 艾伦曾这样写他出版报纸时如履薄冰的心态,“有时候,出版一份报纸就是承担一种充满挑战性的责任,需要每天不断轻敲每个房门,就像落叶或飘落的雪花,不断累积到最后就会形成雪崩。”20

在 1904 年的《北美评论》上,普利策曾为他成立新闻学院的建议辩护道:“只有最高的理 想、兢兢业业的正当行为、对于所涉及的问题具备正确知识以及真诚的道德责任感,才能使得 报刊不屈从于商业利益,不寻求自私的目的,不反对公众的福利。”21无独有偶,五十年后,明尼苏达州亚历山大城 的《 公园区回声 》 小报股东们也通过了一项关于报纸的宣言 :“ 我们从开 始就必须承认,一个真正伟大的报纸必须是比它的任何一个编辑或全体编辑的集体良心要伟大。它的伟大表现在:当它立论时,它的言论是这样一个人的言论,它比那些受了人类弱点和缺欠所腐蚀的执笔者要更聪明、更有理性、更公正、更富于同情心、更富于理解力、更正直......一个真正伟大的报纸必须是不受任何和一切特殊利益集团的束缚。”22报格报品,职业灵魂,昭然天下。

把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作为方法论来对传播的物化样态进行分析,以美国的经验学派为典型,一直引领世界媒介传播的实践和理论研究。 洛德·凯尔文说过一句话,“我常说,当你 可以测量你所说的,而且能够用数字来表示时,你就能从中获得知识;但当你不能用数字来表示时,你的知识便是贫乏的、不能令人满意的;它可能是知识的开始,但在你的思维里,无论它会成为什么样的,你几乎很少将它推向科学的状态。”23

量化是工具理性的核心方法,其中最经典的当属拉斯韦尔的五 W 模式,这个模式普遍应 用于大众传播,它集中体现在是谁说话了,谁说出了什么问题,谁说出了传与受的关系,产生了什么样的诉求结果。包括 1958 年诺顿·朗在一篇文章中最早提出的议程设置思想,“报纸是设置地方性议题的原动力”,对媒体传播的效果、问题意识和理念价值进行了论述,对后世产 生了重要影响。直到今天,议程设置依然是舆论引导、主体影响客体的最有效方法和模式之 一。迈克尔·辛格尔特里曾这样评价议程设置,“媒体议程设置也许不能决定我们怎样思考,但它却能相当成功地决定我们思考什么。”24这有助于解释我们是谁,要往何处去的问题。沃纳·赛佛林和小詹姆斯·坦卡德评价议程设置,假设始终是传播理论领域里的主导概念之一,展现了大众媒介影响社会的一种方式。他强调,媒介可以形成人们对目前社会重大问题的观点,而媒介着重强调的议题可能并非现实生活中的主导问题。“......新闻不仅告诉我们该想些什么,而且告诉我们该怎样想。”25议程设置为媒介实践中的记者提高了责任意识,增强了媒介策划欲望,成就了制作大题材的机会与可能。沃尔特·李普曼说,媒介更像是探照灯,该往何处照,往往取决于在某议题上有其特殊利益的集团,取决于人们为获取注意而制造的伪事件,也取决于新闻记者本身的某些工作惯例。26

包括库尔特·兰和格拉迪斯·恩格尔·兰,他们都曾对议程设置思想的提出和完善做出过贡献。大众媒介促使公众将注意力转向于一些特殊话题,或者帮助政客们树立公共形象等。笔者曾在一篇文章中引用美国著名政治传播学家、杜克大学教授帕雷兹的话,“现在在美国,媒体与政府互为宠物。”帕雷兹一直强调,美国的政党领袖经常去讨好媒体,希望以他们为题并使用正面报道的框架,推进其政策和个人的目标利益。27 “在多数时间,报界在告诉人们该怎样想时可能并不成功 ; 但它在告诉它的读者该想些什么时 , 却是惊人 地成功 。 ” 28诺 利 - 纽曼的“沉默的螺旋”,本来是对人们感官统计能力的一个假设,以测试“哪种观点和行为模式是他们的环境所允许和不允许的,哪些观点和行为模式越来越强,哪些越来越弱”。 事实上,大众传媒所表达的优势意见和对异常意见的人际支持逐渐减少,合并形成了沉默的螺旋,其中表达 优势意见或不愿表达异常意见的人数日益增加。29包括子弹理论,有限效果模式等,应该说都是工具理性实践意义的典范。

所有传播都是人的传播,不管工具理性还是价值理性,都是把意识根植于外部现实生活中去,以主体意志来外化变革现实的活动。在这样一个泛媒体化的网络融媒体时代,人们将技术 制成媒介,技术把技术再变成媒介,技术又把人改变成媒介。每个人都是媒介,且都处在媒体 时态的瞬息变幻中,他们一个个都是流动着的主体。传播带给人们的是即刻的、沉浸式留痕,是流动的空间和风景,且以不断积累沉淀的符号记忆流年。

作为人们观念外化的传播实践,它不仅满足主体需要,也是主客体、主客观的统一体,是物化意志与人化自然的和谐统一。不管外化实现或者受阻,只有主体的创造性同客观物质条件 一致时,才有可能得以顺利展开。

一般来讲,成功的媒介传播不止是一种技术或者一种预设的议程,它更应该是一种涉及政 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层面的智慧与创造,它是一种或多种被集纳的向量或者向量组,是有 明确价值诉求的史诗般组歌,是大型交响乐,是大合唱。唯其如此,通过这种向量的合力形成 有强度、可感知、能聚合,那样一种共同创造的关系。这种关系不是一个简单结构和模式,而是 有一套完整系统,媒介内部有坚强有力的共鸣机制,媒介外部拥有灵活且能调配的丰厚社会资 源赋能。诚然,不管人们寄希望媒体如何中立、如何公正、如何客观地呈现事实,但实际上,新 技术不仅成就了新的社会形态,同时也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塑造人的精神世界和哲学思维方式。媒介传播是被人化和物化了的传播活动,是主客体、主客观,物化意志与人化自然的有 机统一。马丁·沃克曾在他的《报纸的力量》中写道,“一家大报所说的话本身可能就是新 闻。”30“一家报纸的历史是出版这家报纸的国家的历史。报纸远远超出了它们国家的政治的范围。报纸反映了文学和艺术的生活,普通人民生活的方式......一家报纸就是一个国家的文化的一部日记。”“报纸是人的产物,它既容易犯错误,又是了不起的,可以沉沦于产生它们的社会之下,又可以跃居于该社会之上。”31媒介已经成了社会发展的基础工程。

我们坚持媒介传播的客观性和主观性,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协调一致,不是“既有”“又有”的逻辑表达所能解决的。从根本意义上看,“工具理性”是一个指导人们如何实践,选择最优路径和最先到达目的地的问题。马克思认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32列宁也说过:“必须把人的全部实践———作为真理的标准 , 也 作为事物同人所需要它的那一点的联系的实际确定者 ———包括到事物的 完满的 ‘ 定义’中去。”33人是社会实践的产物,社会实践一方面发展着人的需要,同时也在这种实践中发 展和满足着人们动机所需要的文化内容。 随着人们社会实践的深入不断创造出新的需要和新 的文化环境。 社会实践不仅扩大了人的视野与新文化的创造,也扩大了列宁说的人同他所需 要的“那一点”之间的丰富联系。 这样,客体与主体、文化价值与人的需要,就全部统一在“人”的社会实践活动之中,统一在多种多样的现实中了。

建立在传播基础上的新闻文化价值系统,反映了大多数人按照自己文化观念和价值目标的同类价值意识,对每一个个体来说,都有与群体文化价值逐渐认同结合的过程。从对人的价值意识影响来看,文化环境影响将大于自然环境对人的影响,积累和进步,不仅提高了人的认知能力和智慧,而且诱导人们展现出新的欲望、唤起新的热情,追求更高的生活目标。

人们在信息交流中认识世界、认识人本身,在文化发展中成为社会人,感受自己的存在,这些都表现为文化的主体性,强调人在大众传媒中对文化的支配原则和享受原则。确如马克思说的,“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34

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看传播,实际上是“ 实然 ”和“ 应然 ” 状态下的一种事实描述,这种描述包括两方面,一是对传播事实的判断,二是对传播价值的判断。事实判断以传播价值为诉 求,它强调对第一现场新闻源的实证、梳理和归纳,以事实为依据,排除来自主体的主观性因素干扰,还原真实。而价值判断则不然,它是一种预设,在强调主体价值观立场的前提下对事物作出是非取舍。工具理性是一种事实判断,价值理性是一种先验的预设的价值判断。工具理性告诉人们的是拉斯韦尔的五个 “ W ” ,价值理性不关注现状,它所回 答的是五 “ W ” 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因此,它是主体的、本位的、先验的、主观臆想的。由之,传播事实判断是工具理性,传播价值判断是价值理性。所有传播活动都具有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的意蕴一致性和背反性。

传播作为社会交往和人类生活的基本样态,社会管理体制和社会劳动组织形式的重要内容,不能不受到官僚机构的规约。韦伯的工具理性已然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媒介传播的业态形 式。以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来观照传播,不仅看到这二者的异同,也看到二者的共享和发展。当工具理性任性蓬勃发展时,它与价值理性形成了明显的背反现象。唯工具理性导致了传媒物化的浮躁和娱乐狂欢,价值理性的失落导致媒介职业道德和媒介理想缺失,尤其在自媒体大行其道的今天,海量信息真假难辨,后真相难以横刀立马。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冲突与悖论,直接影响大众传播的实践价值和社会意义。

马克斯·韦伯以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作为方法论,被人们广泛运用到各个方面,这样一种理念和方法,成为人们研究社会现象、社会行为的一种概念工具或中介方法,为人们认识纷繁复杂的现实世界提供了一种新的价值理念、思想秩序、认知角度和学科框架,直到今天依然具有旺盛的学术生命力。

其实,在韦伯提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对所谓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问题进行过深入探讨。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从资本主义工具理性带来的负面影响和工人与自己产品的异化、工人与劳动活动的异化、工人与类本质的异化、人与人的异化等四个方面,指出其资本主义价值目标存在的突出问题。他主张通过人们的劳动实践去体现工具理性,不赞成把满足人的物质欲望作为唯一价值目标,逐步确立了以人的个性的自由发展为价值目标的思想。“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 35恩格斯在他的《 自然辩证法 》里 , 从社会发展进程的角度对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过论述。恩格斯认为,是人开创了历史,人 愈是有意识地在乎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他所不能预见的作用、不能控制的力量对这一历史的影响也就愈小,历史的结果和预定的目的就愈加符合。但是,如果人们要用这个尺度来衡量自己的过往历史就会发现:目的和结果之间依然存在非常大的出入,非预见性占据优势,不可控 制的力量依然很多,特别是被许多无意识的内容所左右。即使是这样,恩格斯仍然抱有希望, “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中,人们自身以及他们的活动的一切方面,包括自然科学在内,都将突飞猛进,使已往的一切都大大地相形见绌。”36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设想通过一个联合体去实现人的价值,“在这个集体中个人是作为个人参加的 ” ,“ 各个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 自由 ” ;37在《 共产党宣言 》中, 他们写道 :一个 “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 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 38的联合体 ;在《 资本论 》中 ,马克思概括为:“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39 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经典论述,一以贯之地坚持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有机统一,突出了人的最高价值,彰显了“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 实现了的人道主义。”40对于二分法意义下的传播理性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工具理性”引导产生预定的价值取向和文化定势,任何一种可交互的文化现象都有一个普遍规律,那就是无论对传播者还是接受者,只有当这种文化对他需要时才可能被传播和接受,适者生存,价值有用性使然。

大众传媒的群体是社会产物,群体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在一定时空内直接或间接地相互作用,在持续性、广泛性和融合性上达到密切程度。由于目标一致而使人们产生共同兴趣和愿望而联合成一个群体,人们在群体中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产生群体需要、群体规范、群体价值、群体情感等,这种共同心理对个人行为产生制约作用。

不管西方媒介怎样主张和坚守自己的价值理念,传播作为大众传媒的社会平台,它所传递 的新闻内容和文化思想,具有极大的公共性,诚如 W. 兰斯·班尼特说的:“新闻就是新闻工作者、政客以及公众在每日交互作用的基础上产生的持续变化的社会产品。”41它必然受到社会方方面面的制约。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就说过,“‘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注定要受物质的‘纠缠’,物质在这里表现为震动着的空气层、声音,简言之,即语言。语言 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还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42毛泽东也一直强调,为什么人的问题,始终是 一个根本的问题,没有纯客观的新闻自由和媒体传播,自古已然。

与西方的媒体比较,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的我国传媒发展,从根本上说,是一次全国范围 的理性与非理性、自觉与不自觉、市场与非市场、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集体转向。这种转向以“ 主体本位向受众本位”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 为实践归宿,有些是局部的,也有些是全局的;有些是过渡性的,也有些是填补空白的;有些是渐进式的,也有些是跨越激进式的;有些是共时性的,也有些是历时性的;有些是非线性的,也有些是连续的;有些是共时态的,更多是异 时态的;有些已完成阶段性使命,也有些是正在进行之中。对于上述众多模式之间的彼此关系,其最具核心意义和主导价值的是主体(传者)与客体(受众)的转换意义。工具理性的媒介 实践,更多是服务于价值理性,尤其是主流媒体。诚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行,已经把媒体 生存权交给了它的产品的直接消费者———受众,工具理性的意义得到充分彰显。以往作为“ 客体 ” 的受众,现在不仅具备了客体转换为主体的潜能,同时也使 “ 主体 ” 转变为服务受众的客体。这样一种由主体到客体,再由客体到主体的关系,构成了一个互为主、客体的现实场域语境。从传者主体到受众客体,反映了价值理性的矢量方向和性质,体现在政党功能、国家意识、舆论导向等方面;而从受众主体到传者客体,则反映了受众消费下的市场反作用,这种作用取决于媒介市场化程度的高低。传者与受者互为主客体制约关系,自然形成了一种主体间性和客体间性的传播特色,两者之间的共有性自然构成了一种共同主体性和共同客体性。这样一种共同性,纳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于一体。